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世界也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样一个新百年的任务交汇期，总书记多次提到，我们对教育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这种迫切，从国家层面来讲，体现在如何培养愿意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卓越人才；从世界格局角度来说，体现在如何应对环境、气候和大国竞争的重大挑战，如何适应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人才需求。总书记在建党100周年的讲话中提到了三气：志气、骨气、底气。因此，要重视对人的气质的培养：既要关心能力培养，也要关注价值塑造。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学生的责任担当、创新能力，或者说创新创业和创造的能力，并不能充分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高等教育的内涵和模式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世界经济论坛有一个4.0的教育计划，提出教育范式需要并且正在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如何能够帮助学习者更好地了解社会、发现兴趣，在学习知识之外，更多的考量是如何加强各种能力的培养。虽然这个计划讨论的是中小学教育如何转型，以更好地培养下一代人才；但对高等教育也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等教育的初心是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卓越人才，但是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并且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要更加重视可迁移人才，让学生不仅是学某一个专业知识或技能，更要掌握可迁移能力。这种能力在他的任何方面都能发挥作用，例如表达能力。我们更要始终牢记，新发展阶段我们需要培养的，是30年以后能够站在世界文明高点的人才，或30年以后能够为中华民族复兴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才。这里，我们需要重温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教诲：如果我们用昨天的教育方式来培养今天的人，我们就毁掉了孩子的未来。
高等教育的培养体系要有哪些变革？我认为至少在两个层面要有所创新，第一个层面，要更加注意批判性思维、系统思维的培养。第二层面，要更加注重发散性思维和创业精神。
第一个层面比较好理解，批判性实际上是一种思辨能力，要更清晰、更有成效地思考一些问题。现在进入信息化时代，每个学生将来要面对的是大量的不确定性，只有具备思辨能力才能从大量的信息中准确进行判断；另一个是系统性思维，就是不单从一个侧面来考虑这个问题。进入数字时代后，人们到医院看病，发现医生看病越来越多依赖于机器、仪器和检测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反应某种疾病的可能性；但是，除了数据，我们更要关心病人本身的个体差异，如果只看数字不看人，那就缺乏系统性思维。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发散性思维和创业精神。其实，创业并不专属于理工科，理工科培养的方式是收敛形式，是基于逻辑性思维；但是，真正原始性的创新是靠发散性思维，是从无到有。我们可以依赖人工智能分析《红楼梦》中的任何信息，但至少现在，它还不能创作出一本《红楼梦》。这就是发散性思维的体现，依靠的是人文教育、艺术教育。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逻辑性思维、收敛性思维培养不放松的情况下，发展发散性思维；创业精神也一样，人工智能通过学习来模仿，也许成功率更高一点，但人的成长需要的恰恰是在失败当中磨炼。
刚才提到，我们要培养的是未来30年的人才。在智能时代，我们需要思考30年以后人工智能会是怎么样的？人怎么跟人工智能共处？你需要的是哪些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能力？2016年有报告指出，未来到2025年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8500万的工作岗位，但同时又会生出9700万的工作岗位。我们要培养的是在这9700万的工作岗位的人，还是在8500万被取代的工作岗位的人？
在这个基础上，新工科要为创新驱动、创新服务所需的未来人才做大量储备。第四次工业革命，创新的源头不单单是来自于高校，而是头部公司和高校共同发展技术。总书记说现在国家战略核心力量包括四部分，除了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以及高水平研究大学之外，加上了第四块，就是创新型的高科技公司，原因就在于这些公司已经成为技术发展的源头。所以高校就要不断地深化产教融合，来探索新工科人才。
产教融合有两种模式，一个是现代产业学院，主要是通过企业跟高校共建共管，培养适合于当前产业需要的人才。另外一个是未来技术学院，正如北理、华理和清华都有这样的布局，面对无人区和未来战略的竞争，必须具备前瞻性和战略性。深度的产教研学融合，需要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各自的优势，但如何融合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命题。这一方面，国内外高校都在进行探索，新加坡国立大学从第一个10年致力于提升排名，到第二个10年打造综合性大学，到第三个10年跨学科建设，到目前进行学科融合，就是大家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共事，取长补短。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复旦在华为研究院旁边，规划了一个新工科学院，这也是一个没有围墙的校企合作的例子。旨在培养知行合一、博学笃促、掌握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学校提供智力支撑，华为提供人力、资金和硬件软件设备，完全打通共享。另外，依托教育部和上海市的工程中心，复旦打造智能机器人创新实践中心，利用学校科研力量、工程实践力量，把它应用到学生的培养当中。
产教融合更深一步，就是在高校如何进行实践育人体系建设。新时代应该有新的育人理念，要从“做中学”转变到启智明理，确立志向，把个人的价值实现和国家的发展统一起来。高校要思考如何把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实践服务集成于一体，做好三个层次的创新：课内的认知、实训和创新，课外的科研实践创新，以及校外的服务创新。
面向三创，高校要更加重视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要根据学生的能力和需求建立分层分类的培养体系，通过通识教育、社会实践、专业学习、交叉融合等等各个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在复旦，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例如跨学科的主题式学习，由哲学学院、数学学院、物理系、大数据学院等设计跨学科的课程方案，这种学习对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极为重要；又如打造服务学习的课程体系，通过实践、观察、反思、应用，通过把自己所学理论服务社会，并进行反思，再提升课堂理解效果；还有就是打造高质量的科研实践，开放专业实验室，让学生共享优质的课程和实践资源。
上面这些都是近年来我们作为一个综合性高校的初步探索，实践育人还需要再思考，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面向专业和产业进行能力训练的范畴，它应该变成实现价值创造和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这是所有高校都应该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高校要面对的是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未知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培养，各高校都应该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找准定位、合作共赢。
徐雷，复旦大学副校长。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得原国家教委跨世纪人才基金、上海市科委优秀学科带头人等人才项目和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号，主持多项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发表了百余篇国际学术期刊论文。曾于2013年和2017年分别获得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于2014年和2018年分别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和一等奖。
文章来源：创新创业教育分会
